“阐扬先圣拈花旨    点醒后昆大梦场”

        有一些故事，说起来，让凡人觉得颇为神奇。

        话说明朝万历年间，皇帝的母亲李太后归天，照例要请高僧做法事。二晚，太后托梦给皇帝说，儿啊，高僧在南方闽地。皇帝从梦中惊醒，赶紧派人到了漳州，迎请许多僧人进京。

        这些僧人急急忙忙整理行装往京城而去，在路边，偶遇一个衣衫破烂正在大路旁施条的“苦恼和尚”。和尚合十问道：“诸位师父今日这样欢喜，到哪里去啊？”听众僧回答后，他又问：“我可同去否？”

        众僧摇头道：“你看起来这样的苦恼，怎能同去呢？”苦恼和尚又阿弥陀佛了一声道：“我虽不能念经，但可以替你们挑行李，到京城看看也是好的。”于是，他真的挑着担子，随这些僧人进京了。

        到得京城来，僧人们赶紧进官。来到宫门前，众僧纷纷跨过门槛进去，只有这苦恼和尚行到那里，双膝跪下，合掌不入。看门的人急了，叫的叫，扯的扯，要他进去，可他就是死活不进。

        这边大呼小叫，官里的皇上倒是都听到了，便亲自来到宫门问道：“何以不入？”和尚摇摇头说：“地下有金刚，故不敢进来！”皇上接着问：“何不倒身而人？”话音未落，只见和尚两手扑地、两脚朝天，打一个筋斗进来了。

        别人看得一头雾水，这和尚怎的如此大胆！皇上却哈哈大笑道：“果真是圣僧到了！”

        原来，在众僧到来之前，皇上命人将一部《金刚经》埋于门槛下，试试哪一位是圣僧。没想到，却是这不起眼的苦恼和尚有这道行。

        这位高僧，在传说中便是明代赫赫有名的樵云真常律师。海沧歧山石室禅院，正是樵云真常律师在明朝晚期开创的道场，绵延至今，香火不断。

        凡人对于得道高僧，总不免有些浪漫的猜想，甚至也会有一些历史、典故的附会。关于樵云律师与皇帝这一段传说故事，这还是开个了头呢。

        那一日，皇帝看这位高僧居然有法眼，埋于槛下的《金刚经》都“监测”到了，不由得深为敬重，便延请其进内庭款待，并问他，什么时候可以建坛修法事，超度太后。高僧沉吟了一番说：“明日五更开坛，坛建一台，只须幡引一幅，香烛供果一席就得。”

        这听起来未免太简陋了些吧。皇帝不由得又起了疑心，难道刚才那一试，只是偶然？眼前这位僧人有无大德，恐怕还得再试上一试。

        于是，皇帝吩咐两个御女，先为高僧沐浴。那高僧却也不惺惺作态，沐浴完毕，了然不动。御女告知皇帝，皇帝这才放了心，按照他所说的建坛。第二天一早，高   僧升座说法，只见他登台打了一个问讯，持幢到太后灵前，说了四句偈语，听起来又像是大白话：

        “我本不来，是汝故爱。

        连根拔起，超升天界。”

        说完之后，又以幡三招，称“南无阿弥陀佛者”三，转头对皇帝说:“恭喜太后解脱矣！”皇帝不免还是将信将疑，哪有如此简单的功德！正思忖间，忽听看空中有声曰：“蒙圣僧法力，今获上升天上。可为我礼谢三宝及圣师恩！”皇帝抬头一看，见太后立云端，不由得又惊又喜，赶紧拜谢高僧，于内庭设斋供养。

席间，皇帝以百千金珠宝物，盛盘奉给高僧，一概不受。又赐紫衣法具，亦不纳。只是看着皇帝身上穿的花裤，目不转瞬。皇帝便问：“大德欢喜这裤否？”高僧点点头。皇帝说，那朕交代人做新的来赠予法师！高僧又摇摇头，皇帝会其意，便把“龙裤”脱下赠之，高僧欣然接受。

皇帝还是觉得有些奇怪，为何众恩惠皆不受，独独中意这一条“龙裤”呢？高僧微微一笑说：早年间，我隐居山林修行，一匹布做的衣服穿了十三年，有人来看我时，见我布裤破裂，膝肉现赤，觉得我如此苦修实在太苦了，而我只告诉他们说：此时能度且暂度，待我他日受国师礼，与汝着龙裤。

高僧说完这段往事，双手合十道。“布者自布，堆作尘土。裤者自裤，破而不补。其大放下人，不过亦为尔尔。”

皇帝深有感触，说那朕便封你为“龙裤国师”吧。

        斋毕，皇帝又亲自领高僧至御花园游览。御花园内有一座宝塔，高僧见塔基喜，一直徘徊瞻仰，皇帝问：“国师爱此塔乎？”高僧说：“此塔甚好！”皇帝说，那太好办了，我可以将此塔敬送于国师，改天我让人搬送漳州修建就是了。

不想，高僧摇摇头说：“不须搬送，我拿去就是。”话音未落，即将此塔置于袖中，腾空即去。皇帝十分惊悦，叹未曾有。过后，皇帝多次派使者来到福建，继续寻访高僧，想请他来京供奉。只是高僧坚辞不就，使官见其志高卓，于是交代府县，在当时为皇帝创建庙宇，以养国师。这个道场建成后，定名为“闲云石室”，四方衲子闻名参道，络绎而来，宰官居士，望风归化者不少——相传它便是现在的海沧石室禅院的前身之由来了。

       这段古人记载的《龙裤国师传》说到这里，已经颇有点“西游记”的味道了。故事之为故事，传奇之处自然靠的是浪漫的想象，然而，对于樵云真常律师这位高僧的风范，倒也是一次生动的民间口语化描写。

历史上的樵云真常律师生于1557年，出身于漳州府海澄县新安乡（原属漳州府龙溪县）周氏。幼年于漳州芝山开元寺出家，往漳州南山寺跟从闲寂和尚，禀承律学要旨，修习净土法门。

       经过多年的苦行实修，精勤不懈，樵云真常通晓诸经，禅学修养日益精进。后来，便在家乡岐山隐居静修，开辟道场，称“闲云石室”。后来，山西五合山无静律师来访，为他授具足戒，始得成为出家比丘。此后，樵云积极外出参学，东到浙江普陀山，南至广东南华寺，遍访名字高僧，不断提升自己的禅学修为。

        万历二十七年（1599年），樵云43岁，又前往福宁州宁德县支提山，创建了辟支岩。在那里，他“结茅住静”十余年，后来才应闽南僧俗的一再恳请，回归家乡“闲云石室”。不过，他心里仍然记佳着辟支岩的道场，万历四十年（1612年），他重回辟支岩，扩充殿宇。两年后，他又北上五台山，求学戒律，于是精通毘尼，终于具足律师资格，成为一代高僧。

        天启五年（1625年）在右，樵云律师开始传戒授徒，在漳州、泉州、莆田等地多次开坛，广为四众传戒，受戒者有千余人之多。崇祯年间，樵云应邀两次前往福州大寺，检阅藏经，修缺补全，为当时的佛经研究与编撰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。

        崇祯三年（1630年），樵云住于漳州芝山开元寺内；崇祯六年（1636），又继续住于宁德支提山辟支岩。崇祯十二年（1639年），圆寂于石室岩。他的弟子以其舍利，分别在他行驻时间最长的“闲云石室”与宁德支提山辟支岩两处建塔。

        可以说，在明朝中后期的福建佛教界，樵云真常以律师身份弘扬戒律，复兴佛法，开戒律重建风气之先，对于促进福建佛教复兴的影响十分深远。而其德泽风范、弘法功绩，更影响了后来的许多高僧大德，比如藕益智旭、永觉元贤和隐元隆琦等。

        万历二十八年（1620年），刚刚出家的青年僧人隐元隆琦，正在心心念念，打算师从声名隆盛的樵云真常律师，只是“欲渴见而未能”。直到十年之后，还是一个平凡僧人的隐元，听说樵云律师正好路经他所在的道场，大为振奋，于是，他第一次见到了这位他所仰慕的大师，果然是“观公德泽，润如春膏，诚不虚平昔所慕也”。

        这一次会面匆匆忙忙，过后，隐元作为一位行脚僧人，遍历名山大川，又过了二十余年，再一次来到芝山精舍，拜会樵云律师。不过，他也听到一些对樵云的“负面评价”，说他“未具佛祖爪牙，岂堪为人师范”，隐元丝毫不以为意。相反，当时还是一名平凡的行脚僧的他，得到了樵云律师的亲自接待和鼓励，这让他十分激动。

        樵云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佛学思想，与这个青年僧人交流，他表现的重视戒律的作风，对隐元更是影响深远。临别之际，隐元作了一首诗《赠芝山樵云公》，以纪念这次对他来说意义重大的会面：

        “白云缥缈水潺潺，樵古风高得自闲。

        借问老来端的意，又提玉斧斫芝山”。

        后来，隐元隆琦住持福清黄檗山成长为一代高僧，又东渡日本弘法，创立黄檗宗。隐元平生致力传播戒律，在中日两国开坛传戒十六次，培养戒子无数，于重振日本佛教戒律，尤其功不可没。他的这种重视戒律的作风，在很大程度上，正是受到了樵云律师的影响。

        在樵云圆寂后中，其徒弟还特意来寻访隐元，乞求法语助荐——也就是请当时已经成为一代高僧的隐元隆琦，为樵云做一个评价。后来，隐元特意记录下了自己当时的心境：“愧余学浅心粗，宁敢放言污渎先辈面门耶。因见上人虔虔恳恳，似不得免。聊叙数言以塞来命。”看起来似乎有点“敷衍”，然而，这或许正是得道高僧认知与别人不同的地方——

        “夫荐师之道，不须别求。别求终不得力。直须向自己脚跟下一刀两断，百了千当，不独上人师祖已荐，乃至尽恒沙际一切师僧父母，有情无情，俱已荐矣。何故？悟则事同一家，不悟则万别千差。上人果不外余言，异日到得与么时，始信吾不汝欺也。”

        可以说，真正的高僧与高僧之间，是有着常人难以理解的共通之处的，修为达到高处，彼此早已是境界相通了。

        作为日本禅宗黄檗宗的始祖，日本禅宗界临济、曹洞二宗复兴的推手，隐元隆琦在佛学传播与交流上的作为，比他的精神导师樵云真常走得更远。

        隐元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府福清县万安乡灵得里东林，俗名林曾昺，是家中的第三子。5岁时，父亲林德龙迫于生计离开家乡，从此一去不返。9岁时，隐元曾进入乡学学习，但第年就因为家庭贫困辍学。自此之后，他便看破红尘，不顾家人的反对，开始秘密修学佛法。

        一晃到了20岁出头，在当时，已经是“大龄青年”了，可是他仍然拒绝了母亲为他娶妻的要求，他说：“男儿在世，不知父之游踪，诚为不孝，奚亟于娶？”于是毅然赴浙江，去寻找多年前失去音信的父亲，寻访了两年，走遍长江中下游与东南沿海，终于还是未能如愿。1615年，23岁的隐元参见了普陀山的潮音洞主，以在俗信者的身份担任了一年的茶头，这也给了他真正投身佛门的契机。

        万历28年（1620年），母亲逝世，29岁的林曾昺料理完母亲的后事，完成了人世间的孝道，当年2月19日，就在离家乡不远处的黄檗山万福禅寺，由鉴源兴寿剃度出家，法号隐元隆琦。然而，当时的万福寺由于倭寇的骚扰，已是几近荒芜，为了重修佛寺，他四处云游化缘，筹集费用，重建寺院。

        33岁时，隐元在嘉兴府海盐县金粟山的广慧寺跟随高僧密云圆悟参禅，此时的隐元，由于精通佛学，名闻金粟山。不过，隐元与他出家的万福寺，却有着不解之缘。由于密云禅师后来成为了万福寺的住持，隐元也跟随他回到了万福寺。1630年，费隐通容继任住持，隐元受邀请任西堂，成为费隐最初的法嗣。不久，他短暂地离开万福寺前往狮子岩修行，直到1637年继费隐之后成为万福寺住持，七年后退席。在明末清初福建的动乱中，1646年，隐元再度成为住持。

然而，隐元隆琦的精彩“下半场”这才刚刚开始。

        日本江户时代初期，长崎是唯一一个外国人能够在日本居住的港口。当时，长崎华侨所建立的崇福寺正缺住持一职，当地兴福寺的住持逸然性融对于隐元仰慕已久，这种仰慕，也正像青年隐元当年对樵云律师的景仰吧，于是，他多次通过各种渠道，敦聘隐元来日本，出任该寺的住持。

多年的云游生涯，让隐元成了一个有着开放式视野的高僧，加之当时的中国，时局动乱，也让积极传播佛学的隐元深感忧虑。一开始，他先派了一名叫做也懒性圭的弟子前往日本“探路”，但不幸在途中触礁翻船身亡。

        不过，这并没有打消隐元东渡的想法，他决定，亲率弟子良静、良健、独痴、大眉、独言、良演、惟一、无上、南源、独吼等20人，搭乘由郑成功提供的船只前往日本。1654年（日本承应三年）7月5日夜，隐元一行到达长崎。后来，这一天成为日本禅宗非常重要的一个纪念日。在这20名随行的弟子中，有一半在第二年归国，其余的大眉、南源、独吼等10个弟子，则和隐元一起留在了日本。

1655年，在妙心寺原住持龙溪性潜的恳请下，隐元来到了摄津国嶋上（今大府高槻市）。然而，江户幕府对隐元的影响力深感恐惧，严禁他出寺活动，还把寺内僧人人数限在200名以内。

        幕府的监视和约束，让一心传播佛学的隐元，不由得又有了返回中国的想法。龙溪性潜为此四处奔走，打消了他这个念头。1658年，隐元成功与德川幕府第四代德川家纲会面，两年后，获得了山城国宇治郡大和田，并在那里开创了新寺，他把这个寺院也命名为“万福寺”。后来，他出家的福清黄檗山万福寺，则被称为“古黄檗”。他也因此被日本禅界称为“黄檗宗”的始祖。

        黄檗宗在日本的影响力很大，以后水尾法皇为首的皇族、以幕府要人为首的各地大名，以及大量的商人相继皈依黄檗宗。

        在担任万福寺住持3年后，隐元将住持之位让给了弟子木庵，自己退隐到了松隐堂。1673年正月，隐元事先预感到了自己将要圆寂，并告诉了周围的人。4月2日，就在后水尾法皇封他为“大光普照国师”的第二天，隐元隆琦病逝，寿82岁。

        除了在佛学传播上的贡献，隐元还在日本留下许多宝贵的文化和社会财富。他擅长于书法，与木庵性珸、即非如一并称“黄檗三笔”。相传隐元从中国将菜豆传到了日本，所以，现在日本人都将菜豆称为“インゲンマメ”，意思是“隐元豆”；后来，也有说法认为隐元带到日本的不是菜豆而是扁豆，因为日本关西人将扁豆称作“隐元豆”。此外，隐元还被奉为日本“煎茶道”的始祖。

       在如今的海沧天竺山，有一处清幽的道场，称为“真寂寺”。每到金秋十月，天竺山国家森林公园秋高气爽、野趣盎然，成为厦门市民和游客踏青登高的一个好去处，而真寂寺作为天竺山的一个重要景点，香客也是络绎不绝。

真寂寺始建于唐朝开元年间，相传唐宣宗李忱在继位前，为了躲避宫廷迫害，出家当和尚，在真寂寺呆了三年。寺里的伽蓝像头部转西，与其他寺庙截然不同，据说是因为伽蓝泄漏了皇帝的行踪，李忱恼怒之下将伽蓝头扭到一边而成的。明朝时，天竺山被称为“夕阳山”。而夕阳山真寂寺，正是隐元禅师派下法孙清斯真净当年住持说法的道场。

       南明永历十三年（1659年），福建高僧如幻超弘所作的《送清公长老住夕阳真寂寺序》一文中，讲述了明末福建高僧们的独特渊源：

       “自吾少时，闽中宗风未着。独樵云常公大师出于其乡，以道德戒律重一时，众称稀有。三十年来，宗风始盛，有志者知所趋向。然其为蟊贼者如故也。清公生于其乡，自髫龄即知鄙若辈，出家于仙邑龙华寺，资颖儁利，行业精勤，受具于吾师亘和尚，遂造黄檗，执侍隐和尚者有年。隐和尚赴外国请，不偕行。潜隐旧山，专精探研。旣乃蹶然曰：古人为此事，三登九上，吾株守何为。因再适黄檗。”

文中提到了樵云禅师和隐和尚（即隐元隆琦），而“清公”，便是隐元一派的法孙、临济宗黄檗派僧人清斯真净。他出身于漳州府海澄县林氏，南明弘光元年（1645年）出家，诸方行脚之后，前往福清黄檗山万福寺随从隐元的弟子慧门如沛参学，后嗣法为临济宗第34代，并应请住持真寂寺，亦成为明末黄檗派禅宗传承的代表人物之一。

       而以隐元大师为代表的我国明清文化对日本的输出影响，也像这样代代传承，持续一百多年，更成为一股壮观的“文化洪流”。

2015年5月23日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会时发表讲话，特别提到了隐元禅师的功绩，他说：“在日本期间，隐元大师不仅传播了佛学经义，还带去了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，对日本江户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。”

       在“一带一路”国家战略不断深化的今天，当我们漫步海沧石室禅院、天竺山真寂寺，聆听梵音绕梁，追思数百年前福建高僧的普世情怀，会发现，“一带一路”无远弗届，它所承载的，不仅是经济意义，更有值得不断探究的文化传播价值。

或许，当年隐元隆琦这首充满禅意的诗，能够为我们写下这个超越时空的注脚：

“单提神栗上扶桑，惹得满头尽雪霜。

两眼圆明净法界，半身独露愈风光。

阐扬先圣拈花旨，点醒后昆大梦场。

永挂松堂伴梅竹，从教地久与天长。”

转自《海沧故事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