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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沧故事|明代高僧与海沧寺院
2019-07-07 9:07:06

“阐扬先圣拈花旨    点醒后昆大梦场”


        有一些故事,说起来,让凡人觉得颇为神奇。

        话说明朝万历年间,皇帝的母亲李太后归天,照例要请高僧做法事。二晚,太后托梦给皇帝说,儿啊,高僧在南方闽地。皇帝从梦中惊醒,赶紧派人到了漳州,迎请许多僧人进京。

        这些僧人急急忙忙整理行装往京城而去,在路边,偶遇一个衣衫破烂正在大路旁施条的“苦恼和尚”。和尚合十问道:“诸位师父今日这样欢喜,到哪里去啊?”听众僧回答后,他又问:“我可同去否?”

        众僧摇头道:“你看起来这样的苦恼,怎能同去呢?”苦恼和尚又阿弥陀佛了一声道:“我虽不能念经,但可以替你们挑行李,到京城看看也是好的。”于是,他真的挑着担子,随这些僧人进京了。

        到得京城来,僧人们赶紧进官。来到宫门前,众僧纷纷跨过门槛进去,只有这苦恼和尚行到那里,双膝跪下,合掌不入。看门的人急了,叫的叫,扯的扯,要他进去,可他就是死活不进。

        这边大呼小叫,官里的皇上倒是都听到了,便亲自来到宫门问道:“何以不入?”和尚摇摇头说:“地下有金刚,故不敢进来!”皇上接着问:“何不倒身而人?”话音未落,只见和尚两手扑地、两脚朝天,打一个筋斗进来了。

        别人看得一头雾水,这和尚怎的如此大胆!皇上却哈哈大笑道:“果真是圣僧到了!”

        原来,在众僧到来之前,皇上命人将一部《金刚经》埋于门槛下,试试哪一位是圣僧。没想到,却是这不起眼的苦恼和尚有这道行。

        这位高僧,在传说中便是明代赫赫有名的樵云真常律师。海沧歧山石室禅院,正是樵云真常律师在明朝晚期开创的道场,绵延至今,香火不断。

        凡人对于得道高僧,总不免有些浪漫的猜想,甚至也会有一些历史、典故的附会。关于樵云律师与皇帝这一段传说故事,这还是开个了头呢。

        那一日,皇帝看这位高僧居然有法眼,埋于槛下的《金刚经》都“监测”到了,不由得深为敬重,便延请其进内庭款待,并问他,什么时候可以建坛修法事,超度太后。高僧沉吟了一番说:“明日五更开坛,坛建一台,只须幡引一幅,香烛供果一席就得。”

        这听起来未免太简陋了些吧。皇帝不由得又起了疑心,难道刚才那一试,只是偶然?眼前这位僧人有无大德,恐怕还得再试上一试。

        于是,皇帝吩咐两个御女,先为高僧沐浴。那高僧却也不惺惺作态,沐浴完毕,了然不动。御女告知皇帝,皇帝这才放了心,按照他所说的建坛。第二天一早,高   僧升座说法,只见他登台打了一个问讯,持幢到太后灵前,说了四句偈语,听起来又像是大白话:

        “我本不来,是汝故爱。

        连根拔起,超升天界。”

        说完之后,又以幡三招,称“南无阿弥陀佛者”三,转头对皇帝说:“恭喜太后解脱矣!”皇帝不免还是将信将疑,哪有如此简单的功德!正思忖间,忽听看空中有声曰:“蒙圣僧法力,今获上升天上。可为我礼谢三宝及圣师恩!”皇帝抬头一看,见太后立云端,不由得又惊又喜,赶紧拜谢高僧,于内庭设斋供养。

席间,皇帝以百千金珠宝物,盛盘奉给高僧,一概不受。又赐紫衣法具,亦不纳。只是看着皇帝身上穿的花裤,目不转瞬。皇帝便问:“大德欢喜这裤否?”高僧点点头。皇帝说,那朕交代人做新的来赠予法师!高僧又摇摇头,皇帝会其意,便把“龙裤”脱下赠之,高僧欣然接受。

皇帝还是觉得有些奇怪,为何众恩惠皆不受,独独中意这一条“龙裤”呢?高僧微微一笑说:早年间,我隐居山林修行,一匹布做的衣服穿了十三年,有人来看我时,见我布裤破裂,膝肉现赤,觉得我如此苦修实在太苦了,而我只告诉他们说:此时能度且暂度,待我他日受国师礼,与汝着龙裤。

高僧说完这段往事,双手合十道。“布者自布,堆作尘土。裤者自裤,破而不补。其大放下人,不过亦为尔尔。

皇帝深有感触,说那朕便封你为“龙裤国师”吧。

        斋毕,皇帝又亲自领高僧至御花园游览。御花园内有一座宝塔,高僧见塔基喜,一直徘徊瞻仰,皇帝问:“国师爱此塔乎?”高僧说:“此塔甚好!”皇帝说,那太好办了,我可以将此塔敬送于国师,改天我让人搬送漳州修建就是了。

不想,高僧摇摇头说:“不须搬送,我拿去就是。”话音未落,即将此塔置于袖中,腾空即去。皇帝十分惊悦,叹未曾有。过后,皇帝多次派使者来到福建,继续寻访高僧,想请他来京供奉。只是高僧坚辞不就,使官见其志高卓,于是交代府县,在当时为皇帝创建庙宇,以养国师。这个道场建成后,定名为“闲云石室”,四方衲子闻名参道,络绎而来,宰官居士,望风归化者不少——相传它便是现在的海沧石室禅院的前身之由来了。


       这段古人记载的《龙裤国师传》说到这里,已经颇有点“西游记”的味道了。故事之为故事,传奇之处自然靠的是浪漫的想象,然而,对于樵云真常律师这位高僧的风范,倒也是一次生动的民间口语化描写。

历史上的樵云真常律师生于1557年,出身于漳州府海澄县新安乡(原属漳州府龙溪县)周氏。幼年于漳州芝山开元寺出家,往漳州南山寺跟从闲寂和尚,禀承律学要旨,修习净土法门。

       经过多年的苦行实修,精勤不懈,樵云真常通晓诸经,禅学修养日益精进。后来,便在家乡岐山隐居静修,开辟道场,称“闲云石室”。后来,山西五合山无静律师来访,为他授具足戒,始得成为出家比丘。此后,樵云积极外出参学,东到浙江普陀山,南至广东南华寺,遍访名字高僧,不断提升自己的禅学修为。




        万历二十七年(1599年),樵云43岁,又前往福宁州宁德县支提山,创建了辟支岩。在那里,他“结茅住静”十余年,后来才应闽南僧俗的一再恳请,回归家乡“闲云石室”。不过,他心里仍然记佳着辟支岩的道场,万历四十年(1612年),他重回辟支岩,扩充殿宇。两年后,他又北上五台山,求学戒律,于是精通毘尼,终于具足律师资格,成为一代高僧。

        天启五年(1625年)在右,樵云律师开始传戒授徒,在漳州、泉州、莆田等地多次开坛,广为四众传戒,受戒者有千余人之多。崇祯年间,樵云应邀两次前往福州大寺,检阅藏经,修缺补全,为当时的佛经研究与编撰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。

        崇祯三年(1630年),樵云住于漳州芝山开元寺内;崇祯六年(1636),又继续住于宁德支提山辟支岩。崇祯十二年(1639年),圆寂于石室岩。他的弟子以其舍利,分别在他行驻时间最长的“闲云石室”与宁德支提山辟支岩两处建塔。

        可以说,在明朝中后期的福建佛教界,樵云真常以律师身份弘扬戒律,复兴佛法,开戒律重建风气之先,对于促进福建佛教复兴的影响十分深远。而其德泽风范、弘法功绩,更影响了后来的许多高僧大德,比如藕益智旭、永觉元贤和隐元隆琦等。

        万历二十八年(1620年),刚刚出家的青年僧人隐元隆琦,正在心心念念,打算师从声名隆盛的樵云真常律师,只是“欲渴见而未能”。直到十年之后,还是一个平凡僧人的隐元,听说樵云律师正好路经他所在的道场,大为振奋,于是,他第一次见到了这位他所仰慕的大师,果然是“观公德泽,润如春膏,诚不虚平昔所慕也”。

        这一次会面匆匆忙忙,过后,隐元作为一位行脚僧人,遍历名山大川,又过了二十余年,再一次来到芝山精舍,拜会樵云律师。不过,他也听到一些对樵云的“负面评价”,说他“未具佛祖爪牙,岂堪为人师范”,隐元丝毫不以为意。相反,当时还是一名平凡的行脚僧的他,得到了樵云律师的亲自接待和鼓励,这让他十分激动。

        樵云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佛学思想,与这个青年僧人交流,他表现的重视戒律的作风,对隐元更是影响深远。临别之际,隐元作了一首诗《赠芝山樵云公》,以纪念这次对他来说意义重大的会面:

        “白云缥缈水潺潺,樵古风高得自闲。

        借问老来端的意,又提玉斧斫芝山”。

        后来,隐元隆琦住持福清黄檗山成长为一代高僧,又东渡日本弘法,创立黄檗宗。隐元平生致力传播戒律,在中日两国开坛传戒十六次,培养戒子无数,于重振日本佛教戒律,尤其功不可没。他的这种重视戒律的作风,在很大程度上,正是受到了樵云律师的影响。

        在樵云圆寂后中,其徒弟还特意来寻访隐元,乞求法语助荐——也就是请当时已经成为一代高僧的隐元隆琦,为樵云做一个评价。后来,隐元特意记录下了自己当时的心境:“愧余学浅心粗,宁敢放言污渎先辈面门耶。因见上人虔虔恳恳,似不得免。聊叙数言以塞来命。”看起来似乎有点“敷衍”,然而,这或许正是得道高僧认知与别人不同的地方——

        “夫荐师之道,不须别求。别求终不得力。直须向自己脚跟下一刀两断,百了千当,不独上人师祖已荐,乃至尽恒沙际一切师僧父母,有情无情,俱已荐矣。何故?悟则事同一家,不悟则万别千差。上人果不外余言,异日到得与么时,始信吾不汝欺也。

        可以说,真正的高僧与高僧之间,是有着常人难以理解的共通之处的,修为达到高处,彼此早已是境界相通了。



        作为日本禅宗黄檗宗的始祖,日本禅宗界临济、曹洞二宗复兴的推手,隐元隆琦在佛学传播与交流上的作为,比他的精神导师樵云真常走得更远。

        隐元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府福清县万安乡灵得里东林,俗名林曾昺,是家中的第三子。5岁时,父亲林德龙迫于生计离开家乡,从此一去不返。9岁时,隐元曾进入乡学学习,但第年就因为家庭贫困辍学。自此之后,他便看破红尘,不顾家人的反对,开始秘密修学佛法。

        一晃到了20岁出头,在当时,已经是“大龄青年”了,可是他仍然拒绝了母亲为他娶妻的要求,他说:“男儿在世,不知父之游踪,诚为不孝,奚亟于娶?”于是毅然赴浙江,去寻找多年前失去音信的父亲,寻访了两年,走遍长江中下游与东南沿海,终于还是未能如愿。1615年,23岁的隐元参见了普陀山的潮音洞主,以在俗信者的身份担任了一年的茶头,这也给了他真正投身佛门的契机。

        万历28年(1620年),母亲逝世,29岁的林曾昺料理完母亲的后事,完成了人世间的孝道,当年2月19日,就在离家乡不远处的黄檗山万福禅寺,由鉴源兴寿剃度出家,法号隐元隆琦。然而,当时的万福寺由于倭寇的骚扰,已是几近荒芜,为了重修佛寺,他四处云游化缘,筹集费用,重建寺院。

        33岁时,隐元在嘉兴府海盐县金粟山的广慧寺跟随高僧密云圆悟参禅,此时的隐元,由于精通佛学,名闻金粟山。不过,隐元与他出家的万福寺,却有着不解之缘。由于密云禅师后来成为了万福寺的住持,隐元也跟随他回到了万福寺。1630年,费隐通容继任住持,隐元受邀请任西堂,成为费隐最初的法嗣。不久,他短暂地离开万福寺前往狮子岩修行,直到1637年继费隐之后成为万福寺住持,七年后退席。在明末清初福建的动乱中,1646年,隐元再度成为住持。

然而,隐元隆琦的精彩“下半场”这才刚刚开始。

        日本江户时代初期,长崎是唯一一个外国人能够在日本居住的港口。当时,长崎华侨所建立的崇福寺正缺住持一职,当地兴福寺的住持逸然性融对于隐元仰慕已久,这种仰慕,也正像青年隐元当年对樵云律师的景仰吧,于是,他多次通过各种渠道,敦聘隐元来日本,出任该寺的住持。

多年的云游生涯,让隐元成了一个有着开放式视野的高僧,加之当时的中国,时局动乱,也让积极传播佛学的隐元深感忧虑。一开始,他先派了一名叫做也懒性圭的弟子前往日本“探路”,但不幸在途中触礁翻船身亡。

        不过,这并没有打消隐元东渡的想法,他决定,亲率弟子良静、良健、独痴、大眉、独言、良演、惟一、无上、南源、独吼等20人,搭乘由郑成功提供的船只前往日本。1654年(日本承应三年)7月5日夜,隐元一行到达长崎。后来,这一天成为日本禅宗非常重要的一个纪念日。在这20名随行的弟子中,有一半在第二年归国,其余的大眉、南源、独吼等10个弟子,则和隐元一起留在了日本。

1655年,在妙心寺原住持龙溪性潜的恳请下,隐元来到了摄津国嶋上(今大府高槻市)。然而,江户幕府对隐元的影响力深感恐惧,严禁他出寺活动,还把寺内僧人人数限在200名以内。

        幕府的监视和约束,让一心传播佛学的隐元,不由得又有了返回中国的想法。龙溪性潜为此四处奔走,打消了他这个念头。1658年,隐元成功与德川幕府第四代德川家纲会面,两年后,获得了山城国宇治郡大和田,并在那里开创了新寺,他把这个寺院也命名为“万福寺”。后来,他出家的福清黄檗山万福寺,则被称为“古黄檗”。他也因此被日本禅界称为“黄檗宗”的始祖。

        黄檗宗在日本的影响力很大,以后水尾法皇为首的皇族、以幕府要人为首的各地大名,以及大量的商人相继皈依黄檗宗。

        在担任万福寺住持3年后,隐元将住持之位让给了弟子木庵,自己退隐到了松隐堂。1673年正月,隐元事先预感到了自己将要圆寂,并告诉了周围的人。4月2日,就在后水尾法皇封他为“大光普照国师”的第二天,隐元隆琦病逝,寿82岁。

        除了在佛学传播上的贡献,隐元还在日本留下许多宝贵的文化和社会财富。他擅长于书法,与木庵性珸、即非如一并称“黄檗三笔”。相传隐元从中国将菜豆传到了日本,所以,现在日本人都将菜豆称为“インゲンマメ”,意思是“隐元豆”;后来,也有说法认为隐元带到日本的不是菜豆而是扁豆,因为日本关西人将扁豆称作“隐元豆”。此外,隐元还被奉为日本“煎茶道”的始祖。


       在如今的海沧天竺山,有一处清幽的道场,称为“真寂寺”。每到金秋十月,天竺山国家森林公园秋高气爽、野趣盎然,成为厦门市民和游客踏青登高的一个好去处,而真寂寺作为天竺山的一个重要景点,香客也是络绎不绝。

真寂寺始建于唐朝开元年间,相传唐宣宗李忱在继位前,为了躲避宫廷迫害,出家当和尚,在真寂寺呆了三年。寺里的伽蓝像头部转西,与其他寺庙截然不同,据说是因为伽蓝泄漏了皇帝的行踪,李忱恼怒之下将伽蓝头扭到一边而成的。明朝时,天竺山被称为“夕阳山”。而夕阳山真寂寺,正是隐元禅师派下法孙清斯真净当年住持说法的道场。

       南明永历十三年(1659年),福建高僧如幻超弘所作的《送清公长老住夕阳真寂寺序》一文中,讲述了明末福建高僧们的独特渊源:

       “自吾少时,闽中宗风未着。独樵云常公大师出于其乡,以道德戒律重一时,众称稀有。三十年来,宗风始盛,有志者知所趋向。然其为蟊贼者如故也。清公生于其乡,自髫龄即知鄙若辈,出家于仙邑龙华寺,资颖儁利,行业精勤,受具于吾师亘和尚,遂造黄檗,执侍隐和尚者有年。隐和尚赴外国请,不偕行。潜隐旧山,专精探研。旣乃蹶然曰:古人为此事,三登九上,吾株守何为。因再适黄檗。”

文中提到了樵云禅师和隐和尚(即隐元隆琦),而“清公”,便是隐元一派的法孙、临济宗黄檗派僧人清斯真净。他出身于漳州府海澄县林氏,南明弘光元年(1645年)出家,诸方行脚之后,前往福清黄檗山万福寺随从隐元的弟子慧门如沛参学,后嗣法为临济宗第34代,并应请住持真寂寺,亦成为明末黄檗派禅宗传承的代表人物之一。

       而以隐元大师为代表的我国明清文化对日本的输出影响,也像这样代代传承,持续一百多年,更成为一股壮观的“文化洪流”。

2015年5月23日,国家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会时发表讲话,特别提到了隐元禅师的功绩,他说:“在日本期间,隐元大师不仅传播了佛学经义,还带去了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,对日本江户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。”

       在“一带一路”国家战略不断深化的今天,当我们漫步海沧石室禅院、天竺山真寂寺,聆听梵音绕梁,追思数百年前福建高僧的普世情怀,会发现,“一带一路”无远弗届,它所承载的,不仅是经济意义,更有值得不断探究的文化传播价值。

或许,当年隐元隆琦这首充满禅意的诗,能够为我们写下这个超越时空的注脚:

“单提神栗上扶桑,惹得满头尽雪霜。

两眼圆明净法界,半身独露愈风光。

阐扬先圣拈花旨,点醒后昆大梦场。

永挂松堂伴梅竹,从教地久与天长。”


转自《海沧故事》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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